清朝时的台湾并非被忽视的边疆,而是受重视的基地!?

2020-07-21

清朝时的台湾并非被忽视的边疆,而是受重视的基地!?

本书重心在研究台湾从原住民岛屿转变为贸易殖民地,并从难民前哨站转变为中国府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岛上平埔族群被长期忽略的历史角色。其他中国边疆很少像台湾这般有丰富的历史纪录,这是由于十七世纪以来这座岛屿动荡的政治发展及其战略上的重要性。关于台湾原住民状况宝贵的详细纪录,让研究者可以追溯中国汉人的移垦扩张过程,并评价各个不同政权的对台经营与治理政策。

关于早期台湾历史发展有两个影响深远的错误认知,分别是「流离说」(displacement scenario)及「忽略说」(neglect hypothesis)。无论是西方、中国或日本的东亚历史研究者,通常都假定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汉人移垦摧毁大部分的台湾原住民社会,并迫使剩余原住民撤退至内山地区。因此流离说被用来解释为何原住民部落出现在中央山区,而非平原地带。伴随流离说的,则是对此时期台湾汉人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的过度夸大。有些历史学者即使发现在许多汉人早期移住的台湾西部平原,仍持续生活着汉化的平埔族群时依然採用上述说法。少数学者甚至注意到汉人曾向平埔族人租用土地。然而并没有太多研究尝试解决台湾平埔族群延续存在并保有土地所有权的事实,及主张他们被驱赶流离至内山地区假设之间的矛盾。

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对流离说提出进一步质疑。费罗礼(Raleigh Ferrell)对台湾原住民文化及语言的调查,显示山地与平地文化差异的存在。而考古遗址则证明早在汉人移垦数百年前,台湾山地便曾出现原住民社会。如果中央山地的原住民部落并不是被汉人移垦扩张所驱赶的结果,我们便必须对西部平地原住民的历史发展提出解释。

本书指出台湾西部沿海原住民不但并未被驱赶至内山地区,更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台湾扮演关键的历史角色。台湾曾在十七世纪分别成为荷兰殖民地、汉人反清基地,及中华帝国的地方州县。然此时期的首要经济项目,是原住民猎人所生产鹿製品的出口贸易。直到十八世纪,当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复甦与人口膨胀将移民推向台湾时,汉人移垦开发才转变台湾西海岸的经济发展。但在这过程中,平埔族群的利益必须被照顾。然而当平埔族群被大量汉人移民所淹没,并推至历史舞台角落时,这段历史及平埔族群的历史角色便轻易地被其后的历史观点所遗忘。

因此忽略平埔族群在台湾历史的角色,将导致我们无法理解清代边疆治理及其政治经济的更大错误,当中包含整体面向和台湾个案。台湾并非如同许多历史论着所说,是个被清廷忽略的边疆。相反地,她是个经常受到中央政府重视的战略边陲。清政府自始便尝试限制中国汉人移民至台湾,以避免成为叛乱基地。对官方而言,汉人移民是破坏均衡现状的入侵者。控制台湾边疆的经济考量,让许多官员相信保护平埔族群的生计,包含其土地权利以及借重其武力来平定汉人与其他原住民的叛乱,将是符合政府最佳利益的做法。但如果要控制汉人人口的成长,并维持台湾的行政开支,中央政府必须有效处理边疆移垦和开发问题。本书因此记录并分析十七和十八世纪政府、汉人移民及平埔族群间,如何在彼此冲突与协调中获得权宜均衡,并奠定台湾社会发展基础的历史过程。

台湾历史研究中第二个流行主题,是将清代台湾行政的腐败,以及叛乱发生的频繁,归因于清廷的忽视。忽略说的提倡者通常无法区别政府政策措施的摆荡,及中央政府关注重心的循环。大部分论着均过分聚焦于十九世纪频繁的分类械斗,并以此台湾边疆的治理与政治经济(1600-1800)笼统概括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史实。这些论着未能正确评价早期隔离封禁政策背后的理性计算,也无法理解清政府决策,尤其是财政的内在限制。同样重要的是,它们无法提出清楚的比较标準来衡量台湾的政府施政品质与民间动乱程度。况且大部分的研究均隐晦地以二十世纪的标準,论断十九世纪台湾的问题。然而,如果要证明中央政府忽略说,合适的方式应该是将台湾与其他中国边疆进行各个时期和政策阶段的比较。我个人认为,随着我们对中国其他边疆的认识增长,即使是十九世纪的台湾社会,也不会显得特别动荡或政治腐败。因此本书将证明清廷在台湾的统治政策选项内容,与其他地区社会并无不同(参见第十二章)。

两个相互作用循环的交会,一个大致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形塑出十七和十八世纪台湾社会的演进过程。台湾在此两世纪间,处于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及其国际连结的轨道中。东南沿岸经济与人口的扩张与紧缩,交替地促进并减缓台湾的贸易和移垦过程。从东南沿海贸易获利的商业机会吸引日本人和欧洲人,但明朝却企图将外国势力排除在外,迫使这些外国人只能利用台湾的港口进行贸易。而明清易代与明朝的灭亡,也将战争难民及统治者们送到台湾。清朝的军队及官僚最后终于将这个边疆岛屿纳入帝国版图。政府接着介入处理汉人移民与平埔族群的互动关係,并在十八世纪期间监控台湾逐渐转变为中国农业社会的过程。

随着清朝巩固其统治而来的和平与繁荣,使得中国人口从1650年(顺治七年)的1亿5千万人,增加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的2亿7千万人。要支撑这样庞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需要扩张可耕地,及遍布全国各边疆的大量人口迁移。区域间的移民与边疆的开发因此成为清代社会史与中华帝国晚期的显着特徵。在第一章 导论:台湾边疆的政治经济最为庞大複杂的前现代农业官僚国家中,中华帝国治理着遍布于次大陆的区域社会并徵收赋税。十八世纪的人口与农业开发的扩张,也挑战帝国对遥远而增长中人口的控制能力以及财政需求。虽然有着惊人的人口增长,但十八世纪清廷却(基于以下讨论的理由)剧烈地限缩其文武官僚数目和经费的成长,并被迫将其有限的行政与军事资源集中在几个关键问题地区。此举导致文武官员在人口与空间上的蓄意不平均分布。因此就战略边陲地区如台湾而言,便出现国家力量远大于其少数人口的不合理现象。对于台湾地方社会史的细部研究,将可提供分析清廷如何面对边疆人口与聚落扩张挑战的重要个案。

因此若要了解清朝晚期如何处理汉人移民与台湾平埔族群的互动关係,便不能忽视上述的宏观政治经济脉络。而清朝晚期的财政限制,远较其他因素更影响着边疆地区吸纳及土地权利的分配。中国在东亚军事组织及技术上的优越性,使得征服新领土成为可能,但在军事和行政上永久控制遥远而荒凉区域所需要的高昂财政负担,常使得纳入版图成为不受欢迎的选择。所以当政府进行兼併某区域的战略决策时,如何降低控制成本及增加地方税收以减轻中央财政负担,乃成为优先考量。

由于徵税的高昂成本、难以管控税务人员滥权,以及重税所必然产生的反抗,中华帝国晚期常选择维持低税率并力求轻省。此举需要减缩文武官僚规模以降低政府开支(可能只是因为军备优先),而逐渐仰赖地方知识分子协助政府。上述考量结合儒家重农轻商的财政与统治理论,形成一个经费有限,其收入的四分之三均来自私有土地税赋的政府。 因此为了收税,地方政府必须将分配土地所有权及确定土地税赋责任列为优先事项;而釐清地权及防止所有权纠纷,也成为降低地方控制成本的重要工作。台湾边疆的治理与政治经济(1600-1800)边疆地区控制成本与土地收入的平衡,决定国家是否支持原住民的土地权益,还是倾向汉人农业扩张与新开发垦地的徵税。以台湾而言,清廷的经验导致其致力于调和原住民地权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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